评论｜当治理“性”的工具只剩“淫秽色情罪”：讨论性自由时，中国民间跌入的陷阱

在公共讨论与女权的行动主义日渐坍塌的2025年，人们对性别议题的讨论热情终于由一系列事件引燃：安徽绩溪、甘肃兰州对海棠女作者的跨省抓捕、南京红姐引起的全民狂欢、大连工业大学全网实名开除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交往的女生、maskpark偷拍房间。

当我们为政府对maskpark偷拍房间的视若无睹感到愤怒、认定乌克兰选手Zeus才是应该被惩罚的对象，却又为南京红姐被刑事拘留而叫好时， 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大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专门针对于偷拍的刑法，仅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中规定，偷拍可处以最多十天的拘留并五百元以下罚款。

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所期待的、反对的，还是已被刑事立案的案件，都是刑法中的同一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4—367条“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较之于韩、日、港、台关于偷拍的专设条目，中国大陆作为“妨害社会风气罪”之一的“传播、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在许多时候表现为将性作为一种管控手段，而非将人视为保护对象。这类管控背后的逻辑，是一个父权制政府对异性恋单偶制以外的情欲关系的本能敌意。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公共情绪中，固然有作为既成事实的男女性别对立情绪、女性对政府一以贯之的性别歧视的不满，但在舆论沸腾而行动匮乏的现实之下，也确乎存在着一种公共意识导致的困滞：在人们要求公权力的保护时，却不得不面对着必须让渡个人欲望于公共道德的、隐秘冲突。

好的淫秽色情，坏的淫秽色情

以“传播淫秽色情罪”所施加的刑事惩罚，其司法目的并非对被传播对象的保护，而是对被传播内容的鉴定。

在海棠作者被捕案件中，年轻女性通过书写来摆脱自身被社会凝视的客体位置，并通过对虚构性关系的想象、操纵来抒发现实情欲。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作者与读者，对现实生活中传统的异性恋关系的反叛与寻找自身主体性的尝试，成为一个正在面对生育率危机的父权制政府的打击对象。

对比更早（2017年）被捕的耽美作者深海先生，通过专家证人对其作品《奥德赛人鱼》文学性的论证驳回了公安对其“淫秽色情”的鉴定，海棠作者的作品显然在尺度上更为大胆，也更加体现女性欲望的边界。无论是NP、双性、GL、GB或其他更小众题材，这些类型并不只是“猎奇”或“放纵”的幻想，而是女性在文本中试图挣脱传统异性恋规训、寻找自身情欲主体性的重要路径。

海棠作品中其实充满了“黄暴”内容，这些文本并不完美，它们往往混杂了对主流异性恋文化的模仿与扭曲，甚至会复制某些父权制结构（例如abo这类设定对传统男女关系的模仿）。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女性用自己的语言和欲望来描绘性的这一尝试。她们不再被动接受以“贤妻良母”为核心的情感剧本，而是通过书写重塑自身在性关系中的位置和能动性，证明了女性的欲望真实一面：女性所渴望的，并不是父权社会给女性“以爱为名”所设定的，必须以建立家庭为前提的、和男性的一对一关系，也不是女性必须在关系中扮演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身份，欲望必须为此退让。

因此，即使海棠文学或许还存在着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女性的书写也让欲望在这些结构中不断地做出偏移、挪用和重构：女性可以主动发起关系、抛开社会约束、表达对身体控制与快感的渴望。这些叙述让人看到：女性的欲望并不是天生羞耻的、等待“唤醒”的，它真实、复杂、矛盾，远比国家话语中“生育工具”或“家庭守护者”的单一角色更为多维和生动。

地方公安对海棠女作者对抓捕引发了网络泛女权社群的共情，并导向了一系列公共行动：为取保候审的作者们捐款、年轻的女性律师与媒体人最早开始对海棠作者的系统性营救、声援。 共情源于一种共识：女性有权利为自己的情欲找到出口，这样的行为不应该被审判。要没有伤害到其他真实存在的人，那么文学作为欲望抒发方式对一种，就应该是合理的。政府应该将抓捕海棠作者的警力用于防治性骚扰、偷拍等会让受害者受到实际损害的现实行为。

政府应该将抓捕海棠作者的警力用于防治性骚扰、偷拍等会让受害者受到实际损害的现实行为。

在政府对南京红姐的处理中，很多女权主义者将南京警方对红姐的快速刑拘视为对被偷拍男性的保护，并将其与政府对maskpark偷拍群组的忽视作为对比，以论证政府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却忽视了一点：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废除了对性工作者的刑事处罚的前提下，以“传播淫秽色情罪”所施加的刑事惩罚，其司法目的并非对被传播对象的保护，而是对被传播内容的鉴定：

红姐的视频展示了中国男性不受传统异性恋制度规范的性欲望，并因为拍摄对象的数量众多，可能让公众意识到这种不受传统异性恋规范的男性性欲望或许正是一种人性自然，这对以异性恋单偶制为唯一核心建设家庭制度的政府来说，无疑有着暴露意识形态与人性自然自相矛盾的风险。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女性的欲望可以是漫无边界的、不需要预设色情小说的唯美，那么红姐事件中的性关系所遭遇的抨击，可以说是对对这种观点当头一棒：红姐与发生性关系的对象，至少在视频中显示的是一种知情合意、也并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的性行为，然而却因为画面的暴露，收到了前所未有、并空前一致的攻击。

之所以强调知情，是因为无论红姐是否事先隐瞒了自己的性别，但在视频里私下的、一对一的关系中，红姐与另一方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强迫。如果只是因为红姐的穿着，就认定红姐视频中的男性是受到红姐“欺骗”，反而是否认了男性自身的生理欲望：否认自己是因为面前的对象与私密的情境产生性欲，自我欺骗欲望的来源是来自于见到红姐真人之前的、想象中的“异性恋规范”。

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认定男性的欲望可能被欺骗，无非是在社会规范的“性道德”中，扼杀真实欲望的又一个例子。

红姐事件中，认定男性的欲望可能被欺骗，无非是在社会规范的“性道德”中，扼杀真实欲望的又一个例子。

当然，公众还是从某些角度论证了红姐与视频中的男人们被批判的合理性：红姐的行为可能传播艾滋、嫖娼行为应该被批评、那些男人可能是在出轨。然而，如果真正以严谨角度批判，去看看红姐的视频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截图或文字描写，那么前两点都是可以被轻易驳斥的：红姐在性交中有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安全套），他和很多人发生的性行为是完全免费的：很多时候对方甚至空手而来，连网传的西瓜、牛奶都没带，性行为只是为了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显然超出了嫖娼的认定范畴。

至于是否存在出轨，如果我们认定大连理工大学的当事人女生无论是否出轨都不应该受到公共批判，那也必须承认，视频中的男性或者红姐是否有固定伴侣，同样属于对方的私德范畴。

异性恋男人声称与红姐发生关系的是同性恋、顺性别女人否认红姐可能存在的跨性别身份、性少数群体暗自庆幸这件事被异性恋男女互相推诿⋯⋯还来不及对同性恋的性观念进行批判，红姐在全社会的否定中就已黯然退场，以被捕的结局守护了父权制的“基本面性欲正常”。红姐被刑拘的唯一法律依据来自“淫秽色情罪”，官方这么做是为了掩盖男性情欲超出异性恋范围的部分，公众同意这么做是因为这是衰老、丑陋、不堪的画面。

公众所认知的“真正美好的性”本质上是一个圈套，或许只存在于三个地方：

一：商业社会里onlyfans中那些精致人类（主要是白人）的性关系。
二：父权制中，以爱为名，实则依然是作为父权制家庭结构的单偶制异性恋关系。
三：进步话语中，性可以完全自我选择的幻想。

当人们说出“这样的画面让人恶心”时，忽略的是，自己所看到的固然是被偷拍的画面，但这些画面在事实上也是个体的欲望、冲动，是人类最本质的行为之一。因为“感到恶心”而对个体欲望、尤其是红姐作为衰老、丑陋的底层性少数群体与性工作者的欲望进行抨击，事实上与淫秽色情罪的暴政如出一辙：禁止父权制规范之外的性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默认不符合规范的性欲是可以被公权惩罚的。

当我们以审美，以道德来论证什么是好的性，什么是坏的性，什么是无辜的淫秽色情、什么是有罪的淫秽色情时，被审判的永远是失权一方，被巩固的也永远是父权异性恋国家体制。

将审美、道德凌驾于自身的欲望之上，本质上或许也是一种失权的体现——海棠作者的被捕恰好说明了女性在性欲望的弱势，即使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性欲望也会面临被非法的困境，关于真实性实践的讨论则更加遥远。当女性还在分辨好的淫秽色情，坏的淫秽色情时，忽略的正是：性欲望的自主性往往与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相连接，与女性对性的道德与审美要求相对应的，正是顺性别异性恋男性不可撼动的性欲望的合理：男性为自己的性欲望合理化了曾经的“嫖宿幼女罪”，合理化了性骚扰、合理化了偷拍、合理化了无比庞大的性产业。

讽刺的是，当红姐被全网羞辱、女性试图以“红姐严选”来回应男性的荡妇羞辱、红姐视频中的其中几位主角在社交平台上收获的反而是关注与打赏——男性霸凌其他所有群体的主体性即体现在此：父权制社会永远容忍男性对女性的一切欲望，如果男性表现出超出这一规范的欲望，则将以红姐的消失与男人的“被骗”为之遮掩。

淫秽色情罪对两件公共舆论事件进行相同处理，一则引发争议、一则引发肯定的社会反应，体现了父权制政府关于性自由的恶法，是如何通过公共构建的审美与道德，实现对弱势群体的自我约束，岌岌可危却依然实现了自身合理性的构建。国家机器是借助道德与审美以超越法律可以抵达的范围，以暴力的形式对个人欲望进行管控。当我们以审美，以道德来论证什么是好的性，什么是坏的性，什么是无辜的淫秽色情、什么是有罪的淫秽色情时，被审判的永远是失权一方，被巩固的也永远是父权异性恋国家体制。

好的偷拍 坏的偷拍

大连女生“辱国格”事件，支持者试图用私人道德上的“无错”来抵消公共道德上的“有错”。

在大连工业大学对涉事女生以有辱国格的名义开除学籍而引起轩然大波时，面对着行动空间的紧缩、线下的声援行动难以进行，大陆的女权主义者只能以网络辩护作为对当事人女生的支持，行动主义的退行与网络辩论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得不沉溺于事件本身的细节中。

我们看到很多辩护引用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的澄清：Zeus是一位单身男性，所以和他发生性关系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当事人女性也是被偷怕的受害者，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不是伤害。

这样的辩护看似合理，实则暴露出一种悖论：社会对女性的性道德判断，始终处于国家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框架中。

在“辱国”指控下，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与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的这段关系被赋予了“集体道德”的意义——即女性身体是否忠于国家尊严。而在私人辩护中，性行为是否合法则转向“私德”的评判——是否破坏他人婚姻。支持者试图用私人道德上的“无错”来抵消公共道德上的“有错”。

然而，在父权逻辑下，“集体道德”永远凌驾于“个体选择”。无论Zeus是否单身，当性行为发生在女性身上、并在公众空间中暴露出来时，它就被迫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她的身体不再只属于她自己，而属于“民族形象”、“社会风气”乃至“国格”的延伸。这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根本规训方式：公共可以随意介入私人的边界。需要论证的并非是私人道德的无暇，而是对公共道德入侵私人边界的抵抗。

这正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根本规训方式：公共可以随意介入私人的边界。需要论证的并非是私人道德的无暇，而是对公共道德入侵私人边界的抵抗。

试图介入私人边界的并非只有集体道德，女权主义者以私人道德的无瑕并强调其偷拍受害者的身份为大连工业大学的当事人女性辩护，然而，检索一下事实材料，如果女生对被拍摄其实是知情的，如果Zeus在社交网络上的表现，确实是一个明显存在Yellow Fever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呢？

在女权主义者试图提供一个完美受害者的范本时，其实也在矮化当事人女生的自我选择：她并不知道这是一段可能存在私德问题的关系，她并不能为存在私德问题的性关系承担责任。在这样的辩护策略中，无法面对道德问题的的人，就会从国家主义者变成了试图捍卫女生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完美的性关系与女性应该选择完美性关系的主体性，恰好也是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进步话语给其受众营造的幻想。

在中国公民社会萎缩，行动主义难以为继的当下，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进步话语，也不得不从公共倡导退缩到对女性个人生活的捍卫。这种对个人生活的捍卫，也涉及到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选择：要选择健康的关系，反对一切不对等的性行为，要识别PUA、拒绝Yellow Fever，要永远不被物化，也不“主动掉进”物化关系之中。

在这样的进步规范下，女性的个体被重新政治化，日常选择也被嵌入到一种政治责任伦理之中。问题是——这种对“选择正确”的要求，恰恰制造出了一种新的焦虑与不自由：她必须在结构压迫中“做对事”，否则不仅会受到传统父权的审判，也会被进步阵营视为“对运动的伤害”。

在行动导向被迫从女权主义中剥离的当下，中国社交网络的性别进步话语，反而与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高度契合——它鼓励女性自我提升、自我修正、自我负责，把原本结构性的问题转化为个体道德与理性判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脱离行动主义的性别进步给受众提出了“自我照顾”作为私人领域的最高责任，这种自我照顾在亲密关系中的意思就是必须拥有健康、有利于个人发展的亲密关系。

作为一个和外国男性交往的中国女性，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所遭遇的恶意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几乎所有和外国男性结婚，尤其是和黑人男性结婚的中国女性，都会在为自己辩驳的时候强调：这段关系健康、平等，比大部分亲密关系都更好，这不只是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道德焦虑，也是进步话语让我们无法想象，或者说无法承认：女性的个人欲望或许与“我必须永远做出对的选择”这一教条相违背。

在亲密关系中，或许也存在对道德、可能性风险、平等都相违背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是一个成年女性的自主选择，并不是被男权社会欺骗，而是她愿意且有资格选择让自己快乐，而不总是正确。

在亲密关系中，或许也存在对道德、可能性风险、平等都相违背的欲望，这种欲望可能是一个成年女性的自主选择，并不是被男权社会欺骗，而是她愿意且有资格选择让自己快乐，而不总是正确。当女权主义话语落入个体道德主义陷阱时，它无意中制造出一个只能在完美条件下成立的自由——对女性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女权主义者也无法接受当事人可能对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物化并不在意时，这种对于女性的要求甚至与国家主义同构。

与大连工业大学事件同时，女性被国家主义羞辱的愤怒让maskpark偷拍事件被重新大范围关注，女权主义者要求国家对 telegram 上的偷拍群组进行整治，然而在正当愤怒的掩盖下，一个被系统性忽略的事实是——在经济下行的当下，中国的境外色情群组内所传播的内容往往并非全为“偷拍”，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性工作者的产出，是处于经济下行、无劳动保障边缘状态的女性（及性少数）为生计主动生产的色情制品。

在中国大陆以淫秽色情罪对成人内容的打击背景下，一个父权制政府没有意图分辨何为侵犯权利的偷拍，何为女性对自身身体与欲望的自主劳动；“打击偷拍”与“打击性工作”往往是一并完成的。而在女权主义的呼吁中，这种区别也常被忽略，甚至主动消除。在权力面前，一切看似“淫秽”的图像都被归入同一个惩罚系统，性工作者也在“打击偷拍”的正义名义下再度失去发声的主体位置，被当作“必须清除”的污秽。

女权主义者在偷拍恐惧下对国家权力扩张的渴望，事实上也是父权制政府的有意为之: 在有意不设立偷拍相关专法而用“淫秽色情罪”来进行选择性执法时。

因此总的来说，当所有人，包括女权主义者们，将政府对于淫秽色情罪的使用视为对男性的保护与对女性的无视乃至惩罚时，淫秽色情罪反而巩固了自身的合理性：我们要求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性自主权进行保护时，却忽略了这其实是国家机器对公民进行情欲审查、或者说情欲清洗的工具。

我们要求国家机器对公民的性自主权进行保护时，却忽略了这其实是国家机器对公民进行情欲审查、或者说情欲清洗的工具。

好的淫秽色情、坏的淫秽色情；好的偷拍、坏的偷拍；好的性，坏的性——女权主义者真正需要争取的，从来不是对个体道德的评价，也不是国家的主动介入。性不是纯粹的私人行为。它之所以被高度关注、被立法、被判定、被羞辱，是因为性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远超个体体验的功能——它被用来界定道德、建构民族、维系权力结构。围绕“好的性”与“坏的性”的划分，从来不是出于保护个体的初衷，而是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集体道德的恐惧与对政治正当性的需要。

女权主义若希望在此情境下保有力量，要做的不是等待国家去“保护女性”，而是揭示国家本身如何作为父权结构的延伸，在日常治理中持续定义谁可以成为受害者，谁可以拥有身体，谁可以自由地欲望。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平等的政治并不建立在每一个人都选择了“正确的关系”，而是每一个人——即使选择了不被看好的路径、即使拥有边缘的欲望、即使进入了非理想的性关系——仍然不被抛弃、不被羞辱、不被作为道德惩罚的对象。

性别平等的政治并不建立在每一个人都选择了“正确的关系”，而是每一个人进入了非理想的性关系——仍然不被抛弃、不被羞辱、不被作为道德惩罚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