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的澳门，市面各处张挂著大大小小的浅蓝色海报，上面写著“汇聚你我一票，齐选爱国贤能”——今届立法会选举的官方宣传口号。在这天，整个澳门被蒙上一片浅浅的蓝，低调地提醒市民投票任务。
往常有大批市民北上消费的星期日，市面人潮比平常挤拥不少。多个主要巴士站罕有地人满为患，每辆巴士车头放上“立法会选举日免费乘搭”的标示，路上不时有博企员工投票专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而在巴士上，市民的话题也不免围绕选举，有人兴致勃勃，有人低头不语。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空气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
昨日是澳门第八届立法会选举，是次选举被外界认为是落实“爱国者治澳”、“没有中间派”的选举，在经历连续两届参选人被 DQ 和国安法首案后，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只有6组竞逐14个直选席位，参选组别和人数均创历届新低。澳门现时近33万的选民会怎样选择？
最终，这场选举有逾17.5万人投票，成为澳门有史以来最多人投票的一届立法会选举。虽然53.35%的直选投票率更比上届大升超过10%，但却是历来投票率第三低的一届立法会选举。
不过，同样创新高的还有白票和废票数字。是次选举共录得超过1.3万张无效票，占总票数7.45%，比上一届大幅增加1.5倍。而唯一的非建制组别，由现任议员高天赐（José Maria Pereira Coutinho）、谢誓宏领军的“新希望”则以43361票在“改良汉狄法”下豪取三席，占总票数超过四份之一，成为今届选举的票王。
爱国者治澳后，选举前夕发生了什么事？澳门年轻选民、公务员和博企员工怎样理解这一届立法选举和自己的公民责任？
落实“爱国者治澳”
澳门立法会共有33名议员，其中14席由直选产生、12席间选产生，另有7席由特首委任。
选举结果出炉后，行政长官岑浩辉先祝贺当选议员，然后表示是次选举“充分贯彻了爱国者治澳原则，严格落实了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他更称乐见选民无惧高温投票，感受到澳门“和谐友好的选举气氛”。
和谐的气氛背后有不少暗涌。2021年，澳门当局以“不拥护《基本法》或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DQ 所有民主派，包括民主派元老吴国昌、陈伟智，和时任议员苏嘉豪，震惊澳门。
结果该年投票率大跌一成半至42.38%，创1999年政权移交后历史新低，至于白票和废票亦翻倍，分别占2.3%和1.5%。
2024年，澳门修订《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法》，首次规定立法会选举候选人资格需由国安委审查，表示此为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的决定，当时法案在立法会上获得全票通过。
被称为“澳门队长”的扎铁工会会长黄伟民一向以草根形象示众，曾两度代表“基层互助”参选立法会。今年民主派被清空后，黄伟民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声势浩大，成为参选名单中讨论度最高的组别之一。他更表示若当选后将关注就业和民生问题，进一步激发网民讨论。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表示希望投给黄伟民，“以前觉得他是在搞笑，现在觉得他是基层的唯一希望。”
不过，这场面还未上映，便已中途夭折——6月9日，黄伟民称选委会核查后发现其提名不足，需在5日内争取78个提名；6月11日，司警以涉嫌“不法经营麻将场所”带走黄伟民，他及后表示被司警和廉署连番审问，获释后更一度危站拟跳楼；6月16日，选委会宣布“基层互助”未有在限期内补交提名，入闸失败。
参选名单剩下8组，而随著选举日程迫近，34岁的澳门市民 Angel 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投票意向。
Angel 自18岁便登记成为选民，一直是民主派的坚定支持者，自从四年前民主派被 DQ 后再没有投票。近年，Angel 感觉澳门和自己的距离愈来愈远，即使日日生活在这座城市，但已说不出澳门当下有哪些社会热话，有什么事值得关注。
她觉得，民主派在过去支持多个具进步价值的议案，如动保法、家暴法等，亦曾促成大型社会运动，属于澳门不可多得的声音。在她看来，民主派不是“只在选举时叫口号”，而是身体力行去推动社会变革。但面对眼前的情况，她也只能长叹一口气，说“没有一组啱心水”。
至于建制派，Angel 实在想不起他们这么多年来曾提出过哪些议案，也并未对任何议员留下深刻印象。
在现任建制派议员、民众建澳联盟理事长李良汪的微信影音号下，有不少网民认为他争取消费卡的政策建议相当“敢言”、“关心弱势”，说出了“澳门人的心声”。
被 DQ 的中间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现任议员林宇滔领军的“传新力量”成为不少澳门人的焦点。
在仅存的8组名单中，林宇滔近乎“完美”的履历使他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大热：现年44岁的林宇滔出身传统红校，他曾任《澳门日报》记者，后加入澳门传统左派社团工会联合总会（工联）成为议员助理。直到2017年，他创立“传新澳门协会”，期间跟进多个民生、环保和城市规划等议题，并于2021年首次当选。
林宇滔长期以来被视为务实的代表。他虽然不谈政制民主，但在过去也曾推动外劳退场、联署要求停建黑沙观音像和为新闻自由发声。外界纷纷猜测，“传新力量”在今次选举中能稳定取得两席。
三十出头的欢欢是一名公务员，她过去曾投给区锦新和苏嘉豪，但在民主派大规模被 DQ 后，欢欢在上届选举决定转投林宇滔。她觉得议员最重要是“为市民著想”，而自己的选择已经一退再退。她特别提到，很多建制派议员在当选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没有办事处，连立法会开会也不时缺席。欢欢坦言，现在她对议员的要求只剩下他是否“对得住份粮”。
然而，7月15日，选管会宣布“传新力量”和“澳门创建民生力量”因“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不符资格参选。
自此，参选组别便只剩下6组，比去年大减超过一半。
对于自己被指不符资格，林宇滔回应表示“坦然，也问心无愧”。不过，是次DQ却在香港引来一定回响，有评论认为这将为香港年底的立法会选举划下红线，暗示议员批评政府或被视为不拥护《基本法》，中间派能否入闸当选成为未知之数。
到7月31日，澳门司警突然以“长期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拘捕民主派元老、前立法会议员区锦新，成为澳门首宗《国安法》案件。
在几个月内，澳门先清空中间派候选人，后踢黄伟民出局，再拘捕区锦新，最终在一片祥和气氛下迎来选举。
飞回澳门，投一张废票
在林宇滔被 DQ 后，22岁的子朗有一段时间陷入低落情绪。
子朗仔细对比各组的参选纲领。在他眼中，建制派总是在“画大饼”、高天赐只是延续葡人存在的幌子，林宇滔也不再是选项……他感觉无论投哪一组，其实对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影响，唯一遗憾的是，自己成年后还未履行过公民权利，眼前的选项便骤然消失。
于是，他决定就著家人生日的机会，从台北坐飞机到澳门，投一张废票。
为了这张票，子朗在网上做了不少资料搜集：按照惯例，选管会在选举翌日核对废票和白票；过去亦曾有人在废票上明言抗议。在2021年，有不少市民以废票表达不满，在选票上写上“垃圾选举”、“民主”、“吴国昌”和各式各样的脏话。
而更重要的是，子朗觉得废票的份量比任何选择都来得更掷地有声：因为这不但代表自己拿出了对现状不满的政治态度，亦是堂堂正正地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子朗甚至上网搜寻废票在政治学上的意义。他发现有不少国家的政治领袖会呼吁市民以废票表达诉求，但澳门似乎没有人宣传这种做法。子朗思前想后，心想如果自己飞回澳门能换来一次政治表达，他愿意。
投票前夕，选管会曾公布新一届选举的选票设计，称加大选票方格的间距能“减少废票出现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网民表示“我会全投6组”、“我全都要”。
选举当天，子朗顶著烈日，等了一个半小时巴士还是无法挤上免费巴士，最终要靠政府安排的专车前往投票站才得以投票。他看著投票站外长长的人龙，不禁思考：“澳门真的有这么多人想投票吗？”
子朗在投票站外拿了四支樽装水。投完票后，他到本地书店逛了逛，吃了个沙丹猪扒饭，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疫情期间被要求做核酸检测后，这是他首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澳门公民。
不过，选管会在投票翌日宣布，核票时将不再向传媒展示废票，现场也禁止拍摄。
公务员的投票压力
随著选举迫近，欢欢愈来愈感觉到，作为公务员被要求投票的压力。
首先是一封“特首的信”。在选举前两星期，欢欢突然收到特首发给全体公务员的信，里面写道：“公务人员利用手中的选票选出立法机关代表，正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的重要体现”。
目前，澳门有约3.4万公务员，占澳门总人口约5%。
不仅如此，欢欢的局长除了会到各部门逐一叫同事投票，更要在公务员面前把“特首的信”原原本本地朗读一次。她看著眼前的情形，只觉得好夸张。
在接下来的几日，她的部门每天都向职员提醒记得在选举日投票，上司亦有单独向自己了解所属票站和预计投票时间。而在投票之后，所有公务员都须在通讯群组中打卡，说明自己已投票。据《澳门平台》报导，有部门主管甚至要求公务员如未能投票，须以书面形式交代理由。
虽然欢欢认同投票是义务，但她觉得现在政府的做法已和“半强迫”没有两样。不过即使如此，欢欢仍觉得自己部门的要求仍算“还好”。据她所知，有公共机关在打卡机旁放置“投票倒数”日历，有的甚至要加班到现场维持秩序。这一切都让欢欢心里很不是滋味。
“即使不投票也代表一种政治表态，都可以是无声的呐喊。”她说。
这是澳门政府首次大规模动员公务员参与投票，这种风气已蔓延至整个澳门。
特首岑浩辉自9月起便多次开腔呼吁市民投票，先说投票是“对特区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的全力支持”，后又著市民“不要做旁观者”、“履行公民责任”。
而在投票当日，政府除了安排全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更设置多条接驳巴士专线来往口岸和各大投票站。至于有特殊需要的选民，当局安排车辆接载服务，务求选举顺利举行。星期日下午，据立法会选举网页的投票站实时轮候资讯显示，多个票站要轮候至少30分钟。
欢欢觉得政府的操作与上届 DQ 民主派后，投票率创新低有关，“简单来说，就是自欺欺人。”
同样，在博企工作的 Angel 也感觉到这次投票不简单。
9月初，Angel 工作时发现公司电脑的壁纸突然被换成立法会选举海报，起初她还以为电脑坏了，后来才知道，原来全公司的电脑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动员工具。
Angel 看著电脑那一抹蓝苦笑，自己在博企工作了近十年，从未见过这么大阵仗。
随后的事逐步加深 Angel 对这场选举的反感：公司三不五时向员工提醒要“尽公民责任”，自己的上司在部门内收集选民数字；9月初，Angel 所在的博企宣布，如果员工投票，经确认后可以在未来一日提前3小时下班，投票当日公司亦提供全日自助餐供职员享用。
但 Angel 不想去凑这个热闹。她觉得在这场狂热当中，不论是政府、博企，甚至是一般市民都只是在“交功课”、“做好这场戏”。她觉得自己的角色太渺小，而这场戏太宏大，“其实有没有我都没有分别”，她不断强调。
“公民责任”
选举日前两日，林宇滔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仍有不少市民致电问他所属组别，说会把票投给他。为此，林宇滔表示：“虽然一早已放低，只能说感谢信任，让大家失望了”。
到了选举日下午，澳门社交媒体开始涌现市民大众打卡“履行公民责任”的图片，多个官员亦已先后完成投票。
被问到政府有没有向公职人员设“投票率 KPI”，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否认有关说法，仅称：“希望按照选管会呼吁广大选民，尤其是公务员、承批公司和公共资本企业的雇员，把握机会，投出心中希望的立法会代表。”
有网民在讨论区上形容，这次动员犹如“道德绑架”、“大型服从性测试”。廉政公署专员欧阳湘被传媒问到有否接获私人企业强迫员工投票的投诉时表示，仅收到若干查询，并无相关投诉。另外有网民则表示投票是“社会责任”、又称“澳门人需要团结，一齐去投票加油”、“四年一次，尽一下责任吧”。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建新向传媒给出投票率高的另一个解读。他指出，一来政府投票安排比往年顺畅；二来上届选举恰逢疫情，令不少中老年选民未能参与投票；三来是有候选组别提出关注经济民生的政纲，从而激发澳门市民的投票意欲。
不过澳门社科研究者廖志辉则在访问中表示，年轻人对有候选人被 DQ 较为敏感，“可能觉得无瘾，兴致欠缺。”
目睹投票人数创新高，Angel 直觉这一切都和自己的感知经历割裂，而选举结果又却是如此真实、令人不敢相信。她甚至觉得这城市陷入某种魔幻的剧本，只有清醒的人才感觉到痛。
不过，欢欢却觉得这是政府心虚的表现。她引用欧盟早前公布的《2024年澳门特区年度报告》，说报告提到澳门多元声音持续受限，结果特区政府不日发稿反驳报告内容，斥欧盟“作出一些不符事实且带有偏见的评论”。
子朗同样觉得，政府这一场动员的背后是“有点怕”，而子朗正正想让政府知道，自己的权益不能被随意糊弄践踏。“上一届有14组，今届剩下6组，如果下一届剩下2组、3组，那你怎么投？”
（尊重受访者意愿，Angel、欢欢、子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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