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大空袭电玩以外的历史（上）：“二战谁来炸台湾”实为叙事之争

（廖英雁，自由撰稿人，关注海巡执法、国防军事、历史研究）

“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

2023年春天，台湾“迷走工作坊”改编自同名桌游的《台北大空袭》电玩，在众多爱好者累积的长久期待下，终于顺利上市。二战期间盟军空袭台湾各地的历史（包含1937年苏俄志愿军空袭台北、1943年中 - 美飞虎队空袭新竹飞行场），再次掀起讨论。而预告片里的上述引言，出自2016年南加大教授——越南籍作家阮越清——《不朽：越南和战争的记忆》书中名句，则恰如其分的为这段过去作出注脚。

回首前尘，二战期间同盟国（以美军为主）轰炸台湾的集体记忆，确实曾经在戒严时代（1949-1987）遭受漠视，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后，才重回文艺创作与学校教育的领域，逐步取回话语权，并在近年来得到较多的关注。在《台北大空袭》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此时此刻，如果只用平庸的“党国洗脑”二分法来理解这段从遗忘到复兴的过程，其实是很可惜的。

大中华史观忽略台湾，历史老师自己也没观念

1945年终战、国府来台，仿佛成了一条禁忌的界线，在此之前的台湾史，无论好坏功过，包括二战同盟国攻击台湾的内容完全空白。

1998年，台湾流行歌手伍佰（吴俊霖）推出歌曲〈空袭警报〉，描述美军二战轰炸台湾，批评“这款的代志，学校拢无提”。出身嘉义乡下的伍佰，生于1968年，在他成长的戒严时代，学校教育确实不曾著墨台湾二战空袭史。不提，是因为立场的隔阂；隔阂的来源，可追溯自1895年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让日本合法统治台澎，甚至在1930年代开始侵略中国后，也将台澎人民拖入战事里，沦为同盟国砲火相向的敌区。

从1895年到1945年间，中华民国所统治的中国大陆、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澎地区，各为其主，产生了相异的战争记忆。中国来台的军民，经历“对日抗战”，背负著在神州大陆流浪逃难的伤痕，心中的战争阴影是“鬼子”飞机与日本皇军。至于台澎民众同样被战争波及，经历的却是“大东亚战争”的军国主义宣传、募兵、物资配给与征伕从军，噩梦的内容是战争后期“疏开”时美机的轰炸火雨。

曾经由命运摆布，互为寇雠，又在战后被仓促划入同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这样的记忆差异，原本可以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互相理解、互爱重生，偏偏随著国共内战失利、国府退守台湾，先后颁布《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与《戒严令》，失去了包容对话的良机。

在长达36年的戒严期间（1949-1987），高中职以下学校教材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撰，历史教材紧守（1949年沦陷前）中华民国的、巨观的角度，讲述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庆大轰炸”、国府抗战，以及盟军反攻过程。而1945年终战、国府来台，仿佛成了一条禁忌的界线，在此之前的台湾史，无论好坏功过，包括二战同盟国攻击台湾的内容（如潜艇封锁、战机空袭）完全空白。一切在地、微观的叙事角度，就此消失于戒严时代的历史课程里，直到1987年政治解严、本土意识抬头、教育松绑，台湾史才冲破大中华史观的藩篱，在1993年教育部修订〈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后，重回国中小的课程里。

1997年，当时的“认识台湾”系列教科书首开先例，重新提及日治（据）时期台湾史，作功过并陈的介绍。尽管如此，昔日大中华史观跟生活环境之间的巨大落差，仍留下了后遗症。例如1997年9月20日《中国时报》曾于第14版报导〈乡土考题“空袭”，历史老师漏气〉，叙述当时彰化县某国中段考考题“二战哪一国轰炸台湾”，不只有学生把答案误认为“日本”，最离谱的是连该校的历史老师也弄错，然后“见笑转生气”（编按：台语指恼羞成怒）辩称这只是乡土教育的内容。

这正是伍佰名曲〈空袭警报〉问世前一年的时代背景。歌词里对戒严时代“悬缺／空无课程”（null curriculum）弊病的反思，犹如台湾史观重回学校教育初期的磨合缩影；早期忽略台湾史对学校和社会带来的困境，就是不管时代怎么进步，总有一群人被困在原地，被问到“二战时谁来炸台湾”就脑袋打结，以为凶手是日本（注1）。甚至在告知客观事实时，本该更有能力与知识的“成人”与“老师”还可能囿于成见、愤怒否认，形成心理学上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例子。

草根的神迹，顽强的延续盟军空袭记忆

当时传承二战台湾空袭记忆的载体，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世代相传、感动人心的民间神迹，它们是那个岁月里填补课程空白、坚守台湾史观的堡垒。

诚如《马太福音12：20》：“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灭的灯火，祂不吹熄”。台湾二战空袭历史，既然在戒严年代缺席于学校教育，为何还能挣扎著延续集体记忆，熬到解严的时代？关键或许来自信仰的力量，亦即不分移民、信仰对象，在台湾各地都可见的“神明排除炸弹”传说。

这些故事在闽南移民方面，主角包括观音、妈祖、玄天上帝、王爷、广泽尊王等等，台北艋舺龙山寺观音、台中大甲镇澜宫妈祖、台南盐田广泽尊王、彰化埤头合兴宫妈祖、澎湖东吉启明宫池府王爷都是知名案例。各地的客家移民也有类似的故事，例如屏东竹田就流传美军轰炸期间，是神农宫五谷先帝与广泉宫的太子爷共同挡下炸弹。

其他例子还包括：屏东万丹“鼎昌大营”后裔李聪卿身为基督徒，认为自己在“潮州空袭”里能幸存是主的恩典。又如屏东万峦圣母圣殿在1945年美军轰炸下，教堂安然无恙，则让信徒对天主与圣母的敬爱更加坚定。

上述“神明排除炸弹”的神迹，通常叙述二战台湾被轰炸时，各类信仰对象显圣，接住、挡下、拨开、踢走了炸弹（或枪弹），甚至牺牲身躯将其抱住、挡住，让信众死里逃生。它们从当地的口述历史出发，融合想像变形为口传文学，以信仰体系为传递网路，以寺庙教堂为交流节点，借由讲述、吟唱、报导向外扩散，达到空间的水平拓展，也对儿孙传播，达成世代的垂直延续。对于来轰炸的一方，故事也多半能指明是盟军（或美军），不是日本。

换言之，台湾戒严时期人们看待“二战空袭往事”的方式，是一幅既平行又交错、充满模糊矛盾的魔幻风景：学生在学校死背“不问眼前脚下，只看黄河长江”的“中华历史”，回家则接触“神明保庇拏炸弹”的“序大人讲古”（编按：台语指父母亲说故事）。我们甚至可以如此看待：当时传承二战台湾空袭记忆的载体，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世代相传、感动人心的民间神迹，它们是那个岁月里填补课程空白、坚守台湾史观的堡垒。

二战谁来空袭台湾，是不同史观角力的延伸

回顾戒严时期学校课程和民间神迹的隐形对峙，就可理解“二战时台湾被哪国空袭”，根本就是两大史观与叙事体系的延伸角力场。

台湾戒严时代学校没教，二战空袭记忆却能传承的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随著时代进步，台湾教育政策从1999年八八课纲、2003年九年一贯课纲进步到一零八课纲，这些过去被遗漏的主题，早就是高中职以下学校课程必修的内容。不过时至今日，每当社会上出现误认“二战时日本炸台湾”的个案，仍不乏热心人士翻出自己陈旧的记忆，批评“以前学校都用愚民教育”，指责“国民党嫁祸给日本人”，高声呼吁教育要加强这方面的认识。

这种强大的不信任，源自于台湾戒严时期“课程偏食”在学子心中留下的阴影。从光谱的一端来看，认同台湾主体价值的学子长大后，查觉到当年“应教而未教”，容易觉得受骗而愤怒。他们关注“二战谁来炸台湾”的动力，来自于担心现有学校教育像当年那样遗漏或隐瞒。为了缓解不安，他们可能高声“指导”现有课程应该怎样弥补，因为“做得再多都不嫌多、矫枉不会过正”，尽管自己可能完全不懂教育。

而在光谱另一端、信仰大中华主体价值的群体，也同样焦虑。随著社会主流思想改变、典范转移，造成他们相对沉默，但对台湾史逐渐与中国史脱钩、信仰逐渐被边缘化深感不安。“二战谁来炸台湾”对他们而言，既然美军并没有对台湾发动登陆作战，仅有施以空袭，而轰炸所造成的规模与死伤又不及毁灭性的冲绳战役，就表示台湾这块土地经历的苦难不用再小题大作了。他们可能会担心，这些呼吁加强日治时期台湾史、二战美军空袭史的声浪，以及相关学习内容，只会让社会逐渐远离“龙的传人”，走向“数典忘祖、夜郎自大”的深渊。

这一切激情、猜忌、对立的源头，是教育史观从大中华过渡到台湾本位、彼此竞逐话语权产生的反应。回顾戒严时期学校课程和民间神迹的隐形对峙，就可理解“二战时台湾被哪国空袭”，根本就是两大史观与叙事体系的延伸角力场。

社会普遍误认“二战日本炸台湾”？各年龄层人口比例不均的误解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说法，纯属刻板印象，真正的关键在于台湾社会年龄层所占比例极度不均。

焦虑看似庞大，其实应该平心看待。尽管台湾解严至今，坊间仍偶有“二战日本炸台湾”的案例，引来各大阵营互相辱骂，但平面媒体对二战台湾空袭历史报导的错误率，并不如想像中得多。

例如“台湾新闻智慧网”资料库检索结果就显示：1987年初到1999年底之间，台湾各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民生报、自由时报）正确指出台湾在二战被盟军（或美军）轰炸的报导至少达12篇，错误报导日军炸台湾仅1篇（潘国正，中国时报，1995年7月30日，14版）；2000年初到2010年底间，台湾各大报正确指出美军炸台湾的报导至少达16篇，错误报导日军轰炸者仅2篇（邱淑玲，民生报，2003年4月26日，B7版；殷侦维，自由时报，2005年2月5日，20版）。拿纸笔简单计算1987年到2010年底之间的相关报导，就会发现正确与错误报导的比例远远大于10比1，显见“二战是美军来轰炸”是台湾平面媒体的常识。

那么，“很多人以为日本在二战空袭台湾”的印象，到底从何而来？2015年间，政论家鱼夫（林奎佑）曾强调“看电视时偶尔有年轻记者误会”。然而早在前一年（2014），作家陈柔缙（1964-2021）就曾分享经验，指出她有不少同学到了中年还以为台湾在二战被日本轰炸。所以遭受课程不良影响最巨的群体，可能是成长于戒严时期（1949–1987）的世代，而非解严后出生的年轻人。

换言之，这个“很多人不知道”的说法，纯属刻板印象，真正的关键在于台湾社会年龄层所占比例极度不均。从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人口推估查询系统”的人口金字塔图来看，前述的“戒严宝宝”在2023年间，年龄介于36岁到74岁，囊括台湾的壮年与一部分青年人口，既是劳动人口的主力，也是社会上具备经济能力、掌握话语权最主要的年龄层。更重要的是，直到2023年“戒严宝宝”仍在全台湾各年龄层人口占据最高的比例。

当特定母群体数量巨大，即使其中怀抱迷思的人真实比例不高，单就所有年龄层人数加总来看，也比其他群体为多，容易放大了“很多人误以为日本炸台湾”的声量。所以“戒严宝宝”仍旧抱持迷思的部分事实，并不足以推导出“其他年龄层也不懂”的整体结论。

知道美军炸台湾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

昔日人们对于二战台湾空袭史的研究不足，造成许多“仅凭想像、不问考证”的谬误至今依然存在。

此外，随著时代进步，另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课题也渐渐浮现：难道当大家了解“二战轰炸台湾的主要是美军”，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事实上，昔日人们对于二战台湾空袭史的研究不足，造成许多“仅凭想像、不问考证”的谬误至今依然存在。

举例而言，澎湖县政府2022年出版的历史教育漫画《国际岛屿・海上明珠》，介绍美军空袭史时，声称1944年10月12、13日是“澎湖大轰炸”（注2），不过对照史实就可知这两日为台湾冲航空战，仅为此后全台各地遭受美军大量空袭的序章，实际上1945年3月14日才是澎湖在二战中被B-24轰炸死伤最惨的“澎湖大空袭”。又如南一书局108课纲版国中一下社会教科书第一单元“日治时期的统治方针”，在介绍美军空袭总督府时，插图里原本应为双垂直尾翼的B-24轰炸机，却被画成单垂直尾翼、未曾轰炸过台北的B-29。

再以如今最广为人知的台北大空袭为例，坊间普遍流传的“美军出动117架B-24轰炸机，对台北市投下3,800枚炸弹，造成3,000多人死亡”充满夸大失真，历史专家张维斌就曾公开撰文驳斥上述说法。他指出：

第一，1945年5月31日当天有118架B-24轰炸机起飞，实际上轰炸台北的有109架B-24。所谓117架，可能来自钟坚教授撰写《台湾航空决战》（1995）时，把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防空课汇编《昭和20年5月台湾空袭状况集计》的112架误植为117架，只是多年来广受传抄，不曾有人更正。

第二，网路流传1945年5月31日当天投弹3,800枚，但考证美军任务报告，即使把当天出击战机使用的90磅的破片杀伤弹（第90轰炸大队携带1,260枚）跟1,000磅的通用炸弹(第22、43、380轰炸大队合计携带555枚)全部加总，合计也只有1,815枚。

第三，当天“3,000多人死亡”的说法缺乏根据。从《昭和20年5月台湾空袭状况集计》来看，台北州在5月共有759人因空袭死亡、64人失踪，就算加上5月份重伤268、轻伤400人，“整个月”死伤人数也不过1,491人。即使加入《昭和20年6月台湾空袭状况集计》6月份的全部死伤人数465人，并假设他们后来都伤重不治了，这两个月间全部死亡人数也只有1,956人。坊间论者如果要强调台北大空袭有多么惨烈，并声称“一天内”的死亡人数高达3,000人，应该列出可信、可验证的直接与间接证据，而非以文学笔法“想当然耳”的渲染激情。

最后一个实例则来自政论家鱼夫（林奎佑）。他曾以“谎话说多了，就会三人成虎”为题，指称“1945年5月30日早上5时，美军B29轰炸机飞进台北城上空，实施大空袭”。可惜众所周知，台北大空袭的日期实为1945年5月31日，而非5月30日；进攻机群凌空时间接近中午，并非早上5时；机型也当然是B-24而非“B29”。讽刺的是，鱼夫正是抨击党国对空袭史进行愚民教育最力的人物。

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俯拾皆是，或许因为“情节动人、政治正确”而未获关注，又或许由于坊间基础研究不足而乏人讨论，惟对于社会空袭集体记忆的建构仍有不良影响。当它们悄悄向外扩散时，有识者又怎能不防微杜渐呢？

小结

“所有战争都会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见证了台湾二战空袭记忆如何透过民间神迹代代传唱，熬过眼里只有大中华的戒严时代，也解释了为何解严至今，“二战谁来空袭”仍是火药味十足的智力测验。

不过，在资讯流通的今日，戒严世代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误认日本二战炸台湾”的恐慌，以及对于空袭史细节只问政治正确、不问细节真伪的通病，也该画下终点了。

毕竟，已经不再青春的戒严宝宝没把历史学好，不代表比他们年轻的世代不动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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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陈柔缙〈读书大展-乘著历史的班机俯视〉。中国时报，2014年1月11日，第BATA版 / 开卷。

注2：奇儿、黄惠铃（2022）。《国际岛屿‧海上明珠》。澎湖县：澎湖县政府文化局。页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