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触、不引战、不冲突：台湾Z世代的网路“安静参与”

滑开手机，A姊的指尖在萤幕上熟练地移动。Threads上，一则关于台湾地方政策的激烈辩论、几张朋友在演唱会的狂欢照片、一篇引人垂涎的餐厅评论，以及一则国际冲突的即时新闻，在几秒钟内交错闪现。她全都看了，甚至对某些议题感到忧心，但最终只是默默锁上萤幕，一句话也没留下。

A姊的沉默，是台湾许多年轻世代的缩影。对科技的焦虑，如同两百年前随著印刷业流窜的浪漫小说、数十年前的电视游乐器，总是伴随新媒介而生。但如今，“世代差异”已无法完整描述我们对于社群媒体如何影响年轻人的担忧。当强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失控的焦虑世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一书在台湾社会引发广泛共鸣，我们更应意识到，这已是全球网路普及国家的共同疑虑。

这份焦虑不仅停留在社会讨论的层面，更已转化为具体的立法实践。从法国设立15岁的“数位成年”门槛，到美国、英国相继推出严格的线上安全法案，一个全球性的论述框架正在成形，试图为数位化的童年划定边界。

然而，从儿少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与其将年轻人视为被动、等待被填满的“未完成品”，不如将他们看作是自身社会世界的积极参与者与创造者。他们会主动地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生活。唯有从他们自身的实践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其所处世界的纹理与缝隙，并从中寻找不同世代浸润并实践民主生活的方式。

为此，本研究团队在网路上招募，从83位表达意愿的填写者中，根据年龄、性别与网路使用习惯等条件，刻意挑选出背景差异最大的八位18至30岁年轻人，进行了60到130分钟不等的深度访谈。

本文将尝试描绘出这群数位“丛林生存者”的真实样貌：他们如何感受这个既充满机遇又暗藏危险的数位世界？在“万物皆可成议题”与“回避冲突为最高原则”的双重认知下，他们看似被动的数位习惯，如何挑战我们对“公共讨论”的传统想像？而对这些想像的反思，又如何促使一个更好的公共生活发生？

“什么都能是议题”：当公共讨论，成为日常滑动的背景音

当受访者被问到“如何用三个词形容台湾的网路讨论环境？”时，回收的问卷中最常出现的答案是“多元”（17次）、“开放”（10次），紧接著是“自由”（8次）与“混乱”（8次）。而当我们在访谈中深入追问，几乎所有人都会先反问：“你是说在哪个平台上？”这意味著，在他们心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网路”，而是一个由不同氛围、不同规则的平台所组成的生态系。

在这个生态系中，不同平台的功能有著清晰的共识与分歧。共识在于，LINE（编按：在台湾极为普及的生活平台与即时通讯软体）的角色越来越单一，主要被用于公司与学校的活动宣导、官方资讯流通、停班停课等正式资讯，其形式多以群组公告的方式，效果更接近“公布栏”。虽然部分年轻人仍用LINE聊天，但多数人还有其他如IG等联络方式。

然而，对于脸书、Threads（或称“脆”）、IG、Dcard、X（Twitter）等平台，在定位上究竟何者相对客观、何者对立性高，或是何者讨论更容易出现人身攻击或令人厌烦的状况，受访者们则完全没有定论。这恰恰反映了网路体验的高度个人化。

与此同时，“议题”的定义也早已扩张。这份转变，亦让研究团队一度感到困惑。问卷上一题“您上次在网路上表达个人意见是什么时候？”，原本预期的是对公共政策的评论，收到的答案却五花八门：有人回应的是评比政策影响（例如教改）、感叹国际新闻（暖化大火）、或评论国内政治（柯文哲案），但也有许多人认为题干指的是“上次给餐厅的Google评分”。

对他们而言，生活中的一切好恶与评价，都是意见，也都能是“议题”。吸收资讯不再是个需要特别拨出时空进行的仪式——例如“看报纸”——而是融入每一次滑动的背景音。

“现在的Threads就像以前的PTT，媒体也会去上面挖影音照片、挖新闻对吧？”一位受访者 T大哥观察到，“很多画面都是从那里来，那就比较真实。这就是平台‘迁移’了。”

在这种无缝交叠的状态下，他们每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停留、点阅或转发，其实都是一次微小的公共参与。议题不再遥远，它就在每个人的手机里，与生活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

“我不想引战”：避免冲突，是最高生存法则

“避免争执，是我在网路发言的最高原则。”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受访者的共同心声。无论是短暂引燃的“捷运靠左站立”争议，或一度引发国际关注的韩国戒严令事件，即使他们没有共同的发文习惯，却共享了发文的价值对立面——不希望自己的发文“引战”。

这种极度的谨慎，源于一种深植于心的不安全感。他们是听著“网路世界很危险”的警告长大的一代——成人世界与主流论述不断描绘著一个充满陌生人、犯罪者、恋童癖与窥探者的线上空间，并以此合理化对他们上网时间与方式的监管。这种长期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已内化成了年轻世代的数位直觉，并发展出一系列“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

而这份成人世界焦虑并非空穴来风，相较于过往，儿童和青少年族群更为焦虑，层出不穷的N号房事件也造成许多家长的担忧。这些担忧深刻地反映在全球性的立法趋势中——从美国的《儿童线上安全法案》（KOSA）到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案》（OSA），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将“成人监管”与“家长同意”作为核心解方。这些法案的背后，正是对于一个不受控的危险数位世界将侵蚀纯真童年的集体忧虑。对网路危险的忧虑，形塑了全球性的保护主义，也使Z世代产生了“时刻被窥视”的感受，更加在意自己的个资隐私。

A姊的例子极具代表性，她说“我网购但都会付现、而且我不会让网页记录任何资讯。App至少要上架都要被审核吧？所以应该是比网页更安全的。你永远不知道网页后面有没有人会看。”

在这种“时刻被窥视”的焦虑下，公开发言自然成为一件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许多人都在访谈中透露，自己在发言前都会多次“自我审查”——因为担心自己看起来像“那些老人”。A姊说：“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些立场先行、为吵而吵的人。”她虽然每天都会滑看新闻，也相当关心，但坚持“绝不发表我的想法”。

他们口中“那些人”，指的是在讨论中迅速为对方贴上政党标签，然后对此展开激烈攻击批判的帐号。为了不成为那样的人，年轻世代发展出一套心照不宣的社群默契。在他们眼中，“好的发言”有两种：一种是坦诚表明立场与好恶，另一种则是周全地同时呈现正反方立场。受访者麦田补充：“冲突”并非指多方意见交流的火花，而是“激烈、无意义的争执甚至相互攻击”。

受访者月的策略则更为精巧，他会有意地站在自己认同立场的对立面，借由攻讦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和潜在的对话者共同厘清想法。他说，得益于网路的永久记忆，这点甚至不用自己亲自做，只要耐心观察即可。

然而，更常见的选择是转向既有的社会连带。比起在公开平台冒著“引战”的风险，他们更愿意将新闻连结或想法，转发给仅有的几位挚友——多数受访者表示，能“放松、自在，什么话都能说”的对象，通常少于十人，有时甚至只有两、三人。其中，有人认为家人是安全的讨论对象，也有人觉得“反而是家人更难开口”，理由同样是“不喜欢冲突”。

“因为是朋友，”一位受访者说，“他知道我不是来吵架的，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此精准地道出了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一个有信任基础的环境里进行对话。

就连他们点开那些公认烟硝味最浓的平台时，也带著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我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情进去的，”小马说，“但若真的要发表一下想法，我会多找一点资讯。”理由依旧：避免自己成为立场先行、轻率发言的那种人。

潜水、观察、私聊：数位丛林里的“安静参与”

不发言，绝不代表不在乎。在看似被动的“潜水”底下，其实是一种极为积极的资讯接收策略。

“正方可能丢了一个懒人包出来，反方立刻就会去抓它哪里有问题，”受访者月分享他的观察，“但是他们抓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夸大其词，正方的编辑就会再回击。你只要去观察这个过程，你反而会得到真相。”他们就像是坐在数位圆形剧场最高处的观众，看著不同立场的斗士在下方激烈交锋，从而拼凑出事件的全貌。

面对爆炸的资讯，这群年轻人也发展出自己的“媒体识读”方法；与过往被认为是“天真的数位原住民”，显然他们并非那套刻板叙事般地单纯。

他们普遍认为，在这个时代，查找资料、交叉比对是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感甚至延伸到学习场域。

“教授提到一个你不懂的词，你会举手问，还是先查手机？”面对这个问题，多数受访者多坦言：“会先问手机。有些有很明确定义的事情，应该是学生自己要弄懂的，是学生自己的责任。”

另一位V同学更以“物尽其用”来形容这个观念。她认为，在向老师提问前，确保“老师没教过、书上没有、网路查不到”，是大学生该做的功课，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她的资料查找路径极具代表性，她说自己会“先用Google这类搜寻引擎输入关键字，把问题的‘框架’建立起来；接著透过Dcard这类以个人经验为主的论坛，寻找‘个人化’的经验，理解具体会面对的挑战。”她解释：“很多时候真实经验很重要，那些很具体的策略可以学习，也让我知道哪些小地方会出问题。过于客观的描述虽然有助定位问题，却未必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他们会灵活地在搜寻引擎、社群平台与传统媒体间切换，交叉比对CNN、BBC、端传媒、报导者与三立、公视等来源。部分受访者甚至认为，受政府监管的电视新闻，有时消息反而更可信。而查证外媒，也不全然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心态，而是一种更务实的判断：若真为重大事件，国际媒体必然会报导，可借此判断事件的份量与规模。

其中，作为相对有政治学背景的月则表示，他能根据议题主题，熟练地切换参考的媒体，“因为我知道不同媒体的立场、他们在哪些领域的特派员比较强。”他习惯比对两种对立立场的来源，“因为这样通常更能看见全貌。”

就连对被视为权威的“事实查核中心”，他们也抱持著一种“参考，但同样保持怀疑”的态度。本次受访者中约半数听过，但多数人不将其作为主要参考来源。受访者月认为查核中心亦有其立场，应当用怀疑其他资料的方法一样地怀疑它；另一名受访者T.C.则补充，在特定议题上事实查核中心会查证，但也不应忽略“没被查证的其他案件”。

他们潜水、搜寻、交叉比对，然后在小群组里与信任的人交换意见。这种看似碎片化、私密化的行为，这是他们构筑的“安静参与”。

潜水者的逆袭：重新定义数位时代的公共参与

回到开头的场景。A姊与她的同伴们，既非麻木不仁的网路孤岛，也非天真烂漫的数位乌托邦信徒。他们是务实的“丛林生存者”，深刻理解网路的危险与机遇。他们并非单纯认同网路是民主的乌托邦——恰恰相反，本次访谈中的每一位年轻人，都清晰地提及了从“两极化”到“仇恨言论”等网路世界潜藏的真实危险。

月是这样描述的：“网路环境还蛮像丛林法则。无论你是要在上面获取新知，丛林它其实是有很多资源的。但你要获取它，你必须要有能力。那你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吞没，就比如说网路霸凌。我没有要说它是完全负面的，它同样是充满机遇的。”

然而，当Z世代在数位丛林中展现出如此复杂且充满能动性的生存策略时，全球的监管逻辑却几乎完全将他们视为需要被保护的“被动客体”。各国在制定“数位成年”年龄、推行家长监管工具时，鲜少纳入儿少自身的经验与声音。这种治理视角与使用者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或许正是导致Z世代“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低落，选择从公共广场退回私人领域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Pew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发现，家长们认为监管儿少手机越来越困难，并认为社群媒体的普及，让“当个好年轻人”比过去面对更多困境。然而，这种视角往往忽略了年轻人自身的主体性。

社会学长久以来的研究皆指出，当年轻人对广大社会世界的控制感被剥夺时，他们会转而更用力地去掌握那些自己可控的领域——从幼儿园里快速汰换的朋友圈、亲密关系的评比，到高中校园里对“受欢迎程度”的追求，再到网路上对“能见度”的角逐。这些研究在在显示，年轻人会积极尝试掌握自己的生活，建立一个对自己而言有序、可控的微型世界。

年轻世代既非真正“天真”的网路崇拜者，也不是天生的数位能力拥有者。即使如此，他们的世界已与数位科技紧密交融。“议题”二字的概念转变，与其归咎于年轻世代用词不精准，不如将其视为折射了资讯管道的剧烈变动。与其将此现象视为“问题”，不如将它看作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能鼓励更周延的评价与好恶表达，是否能让年轻世代说得更多，为网路讨论带来更多火花？

然而，一个核心的矛盾则是：无论多么积极地潜水与查证，当被问及当今的网路氛围为何如此，多数人都会回答：“这跟我关系不大。”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自我效能感”的低落。

但这种无力感并非源于对多元意见的排斥。正如麦田所言：“一件事情是议题，不就是在说人们有不同看法吗？民主就是至少要有两个声音以上。”

他们的问题，不是无法接受歧见，而是在清楚描绘出“不良发言”样貌的同时，却对“正向发表”的共识付之阙如，找不到有效介入的施力点。

在Gina Sipley的新书《Just Here For the Comments》中，她研究COVID期间美国地方脸书社群，发现许多“潜水者”在看见在地餐厅面临倒闭的贴文后，虽然未曾留言，却在现实生活中用实际的消费选择（例如亲自去餐厅外带而非使用Uber Eat）做出了回应。Sipley追问：一个随意夸夸其谈的发言者，和一个积极认真的聆听者，谁是更好的公共世界参与者？她指出，既有研究对于“言说”的过度重视，忽略了数位时代已然转化的“个体能动逻辑”。

或许，我们该重新思考，数位网路使用者在质性上，是否已不同于过往的公民定位？对于“滑”新闻滑得很勤快，却只愿意跟最亲近的人分享想法的年轻世代，或许研究与公共讨论的重心，需要从积极的“发言”，更多转向安静但周延的“潜水”。

他们或许不愿在网路上公开发言，但若是在绝对匿名或相对信任的环境中，他们可以表达得更多、更完整，并且拥有充足的内在动力去参与公共事务。

如何收集、统整并集结这些潜藏的想法，重新“罐著”到网路上，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见、浮现、甚至产生影响，或许才是下一步该思考的，最关键的问题。

（本文为前导型研究的初步分析，原为研究论文，受访者皆为化名，经端传媒改写后刊登）